李青崖先生1886年生于湖南的书香世家,属于新旧文化冲突时期的一代,当然,和那个时代许多伟大的名字一样,他坚定地站在了新文学的一边。在上海考取公费留学生之后,赴比利时学习,学的是采矿,却爱上了法国文学,并且回国后不久就痴迷于法语文学的翻译。这足以证明他是赞同文学翻译之于“新”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为文学翻译的价值绝不亚于采矿。

  青崖先生的译名,多半是停留在他对莫泊桑作品的译介上,因为他译得早,也因为他译得完整,以一己之力,把莫泊桑的全集都译了,可见得是真爱。在程勃然的《他与莫泊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文中,作者也提到过:“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入侵上海,李青崖在江湾的住所被炸,形势危急。他决定随复旦、大夏联大向内地转移。在收拾行李时,他对家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只有法文版《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必须带走。他和家人带着沉重的莫氏全集,或肩挑,或手提,过江西,经长沙,走沅陵,迁贵阳,最后到达重庆,辗转六七年,行程万里。”那个时候的译者多半喜欢“译事专攻”,例如李健吾先生译福楼拜,傅雷译巴尔扎克(当然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焦菊隐译左拉,译和研究相结合,都是一段佳话。李青崖青年时代在比利时就发现了莫泊桑,想必也觉得莫泊桑对自己的脾性。只是莫泊桑擅长短篇,对作者本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坏事,对译者来说却绝非幸事。译者还来不及找到风格,作者就已经戛然而止,倒是不可避免地,因为时代资料有限而留下了一些所谓硬伤,很容易遭到攻击。这大概也是我们的翻译史并没有留下太多位置给李青崖先生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就更加不公平了。青崖先生1966年遭受冲击,正在校对的《莫泊桑全集》悉数被抄走,虽然在1976年(也有说是1979年)文稿被归还其家人,但是到底没有能够彻底完成校对。莫泊桑也因此错过了在中国最好的译介时刻。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赶着将20世纪的法国文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19世纪的经典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大家彼时对新的文学形式的需求。莫泊桑固然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难以撼动,另一个时代对于翻译却会别有选择。所以莫泊桑留给中国读者的印象,除了《羊脂球》《项链》(青崖先生译作《首饰》)与《我的叔叔于勒》,竟然也就没有别的了。译者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如果原作者在目的语国家相对边缘的外国文学里不够显眼,原本隐身的译者就更加难以为大众读者记取。二来青崖先生的译文毕竟主体成文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为白话文,却与今天的语言趣味形成了距离。以至于后来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选文,主要依据的还是晚些时候译成的赵少侯先生的译本。

  而事实上,莫泊桑属于19世纪法国文学最后的辉煌。20世纪初,法国文学伴随着世纪之交的思想革命,远播世界各地的,就是莫泊桑这一代。因此莫泊桑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国作家之一。李青崖远非翻译莫泊桑的第一人。陈景韩、周瘦鹃,以及周作人、胡适、沈雁冰也都多多少少译过。但是这些译家大多从其他语言转译,早期的译文也多文白夹杂,产生的影响与其说是莫泊桑的,毋宁说是被陈独秀定义为“先进文学”的自然主义文学群体的。李青崖对莫泊桑的译介大部分出于文学的考虑,与先前各自立场出发的零星译介完全不同。从法语直译,用白话文译,以及系统地、有计划地译,这是李译与其他莫泊桑翻译的不同。

  青崖先生译莫泊桑全集,命途多舛,成就也最高,但我们有理由认识到另一点:莫泊桑虽是李青崖翻译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远非这位法国文学译者的全部。如果说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译《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弥补了李青崖去世前的遗憾,那么郑州大学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李青崖译文集》则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有可能未经考证就在常识上模模糊糊形成了一种偏差。李青崖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译过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还译过左拉的《饕餮的巴黎》(多译作《巴黎的肚子》)。这些也都是自中国文学翻译揭开序幕以来就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法国文学作品。我们熟知的《包法利夫人》,就有作家、翻译家、同时也是福楼拜最好的研究者之一李健吾的译本——当代的还有周克希的译本;而早于李译《三个火枪手》的,也还有伍光建的《侠隐记》,这些都是翻译史上了不起的名字。即便如此,对比着读青崖先生和他们的译本,仍然不失兴味,例如《包法利夫人》开头平淡无奇的第一节:

  校长带着一个未穿制服的新学生和一个搬着书桌的校丁走入自修室时,我们正在温课,那些打盹的都醒了,并且逐个都站了起来,仿佛都在他们的工作中受了惊似的。(李青崖译)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正在睡觉的学生惊醒了,个个起立,像是用功被打断了的样子。(李健吾译)

  我们在自修室上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打瞌睡的同学惊醒过来,全班起立,仿佛刚才大家都只顾用功似的。(周克希译)

  更加欧化的句子与文白夹杂时期的用词,这好像是青崖先生翻译的特点,也是他最不讨巧的地方。然而放诸漫长的翻译史中,难道这不正是对翻译的使命和目的语语言文化变迁的最忠实记录吗?我们的译者,提供的正是在翻译的时候还没有清楚显现的语言的可能性,包括词语的、句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史欠青崖先生的一声“辛苦”,由《李青崖译文集》来道出,合适且必要。